第五十三章 寻找出路（1/1）

　　1948年下半年，银行为了减少开支，宣布不再替员工交学费，我为了拿一张大学文凭，只好自己掏腰包交了学费，为此借了不少钱，生活发生困难，就想用什么办法多弄点钱来还债和改善生活。当时，银行里的很多同事都参加黄金、银元、美钞的投机活动，有的挣了不少钱，买了房子，田地，生活过得很舒适，使我很羡慕。
　　于是，我心血来潮，想参加投机赚点钱，就借了高利贷，在黑市买了二两黄金。谁知这时正逢黑市黄金跌价，我又不懂其中利害，被套住以后，坚持了两个星期，连本带利，亏去一半。当时，我心急如焚，坐卧不安，眼看借款马上到期，没有办法还钱，就去找三哥帮忙。三哥说我不懂投机活动，不该轻易参加，帮我借了一两黄金，还清欠债。之后，我用了几个月时间，省吃俭用，才还清债务。从此，就再也不敢去干自己不懂的投机买卖了。
　　我投机失败以后，欠了许多债，思想很苦闷，曾找高中同学，又是夜校同学马超贤，把我存在他那里的几箱肥皂卖掉，用来还债，因为当时物价飞涨，发了薪水，为了保值，就托在肥皂厂工作的马超贤，买了肥皂囤积起来，要用钱时，就卖掉肥皂。
　　当我们在一起谈论当时的政治，经济形势，发泄对社会的不满，商量今后的出路时，马超贤说，他认识一位上海暨南大学的进步学生，曾告诉他，上海有不少学生秘密离开上海，去了苏北解放区，投靠共产党，参加革命，如果我们想去，他可以想办法帮助。我们当时对共产党并不了解，虽然看过一些进步书刊，但是，也只是一知半解，不知什么叫革命，而且生活还过得去，两人议论一番，下不了决心，最后，不了了之。
　　1949年初，上海的‘四行两局’职工，举行罢工，反对当局冻结生活指数，取得胜利，当时，在上海引起轰动。
　　‘四行’即中央银行，中国银行，交通银行，农民银行，‘两局’即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备汇业局，是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，员工待遇一直高于其他行业。这时，因为物价一日数涨，发了薪水很快贬值，即使薪水增加，也赶不上物价上涨得快。在广大职工要求下，当局把薪水折合成‘折实单位’。‘折实单位’是随生活指数[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米，煤，油，盐，布等价格变化的数据，例如，一斤米原价格为1000元，指数为1，当价格涨到2000元时，指数就变为2]不断变化的，生活指数又是根据市场上的物价来确定的，所以，物价上涨，生活指数就提高，‘折实单位’也就高了。薪水按‘折实单位’来发，就会随市场物价上涨而提高。例如，市场上物价上涨了一倍，生活指数就提高一倍，每个‘折实单位’也上升一倍，职工薪水也增加一倍。即使这样，职工收入仍赶不上物价上涨。职工们见面，都是议论‘日子难过，生活困难’。
　　这时，国民党政府却冻结生活指数，就意味着物价上涨，薪水不增加，本来是‘水涨船高’，变成‘水涨船不高’，就会被物价之水吞没，实际上是砸了广大职工的饭碗。‘四行两局’的职工带头罢工，使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，一方面不得不取消了冻结物价指数的决定，一方面清洗内部，开除了一些带头罢工的职工，还抓捕了几个怀疑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职工。‘四行两局’的职工再度罢工，要求当局收回成命。后来，国民党当局害怕罢工会引起金融失控，不得不把被开除的职工复工，放回被抓职工。结果，‘四行两局’职工的团结斗争，取得胜利。
　　在‘四行两局’职工斗争胜利的形势下，上海全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，中国实业银行也不例外。当时，银行当局因物价飞涨，经营发生困难，不但冻结生活指数，还要减少职工薪水，引起银行职工的不满。
　　记得在1949年1月一个上午，我当时正在工作，只听有人说：“怠工了，停止工作！”我因为自己交了学费后又投机失败，负债累累，又听说银行要减薪，内心十分不满，于是，就跟着喊：“停止工作！”这时，大家都停止了工作，坐在自己座位上不动，引起柜台外面的顾客不满，吵声骂声四起，整个营业大厅闹成一片，坚持了约两个小时。直到有人说：“银行取消了减薪决定，恢复工作！”大家才重新工作，这时已到吃午饭时间。吃饭时，大家都很沉默，没有人开口讲话。我心里明白，大家一方面高兴，薪水可以不减了，一方面担心，银行当局不会罢休，可能采取报复措施。
　　果然，几天以后，听说银行内部搞了一个黑名单，凡是怠工时表现积极的，都榜上有名，我的名字也在内。我听到以后十分害怕，一旦被开除，就要失业，生活就会发生困难，真有些提心吊胆。后来，银行当局以开支大，难以维持的名义，辞退了十几名职工，这些职工是否怠工发起人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因为我是总行人事处长何先生介绍进银行的，只找去谈了一次话，要我今后不要参加不利于银行的活动，就没有再追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