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改造思想（2/2）

　　我们六班班长姓史，个子不高，方方的脸，已经三十多岁，为人和气，当班长比较负责，整理内外，打扫卫生，参加劳动，都比较积极，与全班关系都比较好。他已经结婚，有两个孩子，解放前失业，生活困难，上海解放后，为找出路，投考军大，入学后，发现待遇很低，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在上海的妻子，每周都要来信要钱，为此，他经常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在一个星期天，吃过早饭后，他请了假说进城买东西，向班里同学借了一些钱，并借了我的美式背包，就走了，一直到晚点名还没有回来。队部领导立即到班里来了解情况。在检查他的行李时，发现他留下了军装，穿便衣走的，马上组织学员，分头到火车站，汽车站，轮船码头去寻找，一直等到深夜，没有见到踪迹。过了几天，队部认为史班长开小差回上海去了，也没有再追究，因走时借了几个同学的钱，就把他留下的行李作为赔偿，分给我一床薄棉被，我因已有公家发的被子，就放弃了。
　　我们一队有一个姓李的学员，是逃亡地主，年龄较大，已将近40岁，个子不高，有点土气，讲一口胶东方言。我和他曾在一起演过活报剧，到市区去搞宣传。后来比较熟悉了，在一次我和他一起值夜班巡逻营区时，他告诉我，他在山东老区土改时，害怕被斗争，就带着大小两个老婆，逃到上海。上海解放后，因生活发生困难，因都有大学学历，就一起投考了短训班。现在大小老婆都在五队学习，大老婆还听他的，愿意同他出去找地方过夫妻生活，小老婆就不再愿意同他过夫妻生活了。按照党的政策，他入伍后，已经把过去的历史问题向组织交代了，又没有血债，就不再追究。所以，一直到政教班学习结业，他们家乡派人来要他回乡接受改造，他才和大老婆一起被带回山东去。小老婆在学习期间，表现较好，与他划清界线，同他离了婚，后来，听说嫁给了一位老干部。
　　我们一队还有一个学员，中等个儿，脸胖胖的，鼓着腮，因当过国民党的血防队长，受的反动影响比较深，思想十分顽固，拒绝改造。他们班上同学说，入学以后，他平时沉默寡言，不与人交往，学习时从不发言，不表态。
　　1949年11月，短训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我被发展为第一批团员，介绍人是二区队副严鸿怡，他原来是上海一个大学的地下党员，被派到短训班当骨干。为了‘当好党的助手’，团结广大青年，我主动提出去做‘血防队长’的工作。在一个星期天上午，我去找他时，他们班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坐在自己的被子上闭目养神，里面一个房间里，有两个学员，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写东西。我进门后，‘血防队长’睁眼看了我一眼。我就问他：“你没有出去玩玩，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闭着眼，没有答话。我又说：“你要没有事，我想跟你谈谈，行吗？”不料他突然站起来，走到我跟前，抡起右手就打我两个耳光，打得我两眼冒金光，还说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，你这个积极分子！”我毫无防备，脸马上红起来，当时真想还他一拳，但想到‘不打人骂人’的纪律，就忍住了。这时，里面房间里的两位同学，听到我们这边发生冲突，急忙过来，一人拉住‘血防队长’，一人拉住我，怕我们打起来。我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一片好心，想找他谈谈，谁知他会动手打我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”‘血防队长’脸上毫无表情地说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，我就是这样，你们改造不了我！”事后，我在团小组做了检讨，说我不会做思想工作。
　　后来听说，短训班结业后，‘血防站长’被转业处理，按照党对国民党留下的公务人员‘给出路’的政策，仍给他找了工作，以维持生活。